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创建于1958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本市第一所从平地上崛起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件盛事，回忆当初建院前后的一些轶事，不禁感慨万端……
新华医院初创点滴*
陆汉明[1] 吴生一[2]
建院目的和选址
1957年，上海高等教育和卫生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高教部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要求，由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第九人民医院建立了儿科医学系的教学基地，但该基地在开展医疗、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中，逐步感到九院的病区、教室、学生宿舍和场地都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于是扩建新院工作就摆在领导的议事日程。原拟在九院南侧原瞿真人路南面搬迁居民，辟出空地建造新院，但因诸多原因未能实现。以后另选地点时，领导决定原则上应挑选医疗条件较差的地区，一则弥补医疗网点不足，二则可方便居民就近治病，其次才考虑其他条件。最初曾选择沪西法华路，经过多次调查和讨论，最后决定，以控江路南侧江浦路口，原拟筹建的榆林区中心医院地址为新院基地。当时榆林区经市政府决定合并入杨浦区，而此处在50年代中期新建了大量工人新村，居民人数骤增，完全符合新建医院的客观要求。新建医院原设计为350张床位的综合性教学医院，当时预测每天门诊数为500－700人次。
1957年底确定建院地址后，九院党政领导召集各教研室主任、高年资医师代表和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宣布了新建系地点和初步计划，并征求新建医院名称。大家集思广益，提了很多名称，其中检验科史博之主任提出的“新华医院”名称为大家一致赞成，认为这个名称能充分体现新中国医院为人民服务和培养医学教研人才的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宗旨。以后随着实际工作的开展，新建医院的规模又有所扩大，至最后决定为包括一所400余张床位的综合医院和一所300张床位分科齐全的儿童医院，使之成为本市乃至全国培养儿科专业医师（兼能担任成人临床医疗工作）和开展医学科学研究的基地。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建立了上海市儿科研究所和几个专业研究室。
建院也搞高速度
由于当时杨浦区是上海市区相对缺少医疗设施的地区之一，即使在医院建成后多年，床位数与所在地区居民数比值仍属市区最低水平，因此建立新医院是当时迫切任务，这点毋庸置疑。上海第二医学院接受这项任务时，计划4层高的病房主楼已建造至第2层，故设计方案只能稍作修改。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一切以“多快好省”为原则，所以不论建筑材料还是装潢经费，均一减再减，为抢所谓的进度，建造又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并明确要在1958年9月1日正式应诊。正因如此，医院大楼的质量较差，风一吹，不少新的木窗竟跌落下去，大家很担心，一遇起风，立即关窗，同时设法加固，一年后不得不改装铁窗。这样的建筑自然不符合百年大计的要求，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座医疗大楼的建成倒也确实满足了大量病员医疗的要求。
创建者的忘我精神
为加快医院建设，1958年2月，有3名医师（内、外、眼科高年医师各1名）及手术室护士长1名被充实进医院筹建组，其中外科医师即本文作者之一吴生一。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调整病区、手术室、门诊部、临床检验科的设施和布局，并联系采购设备，做好登记、保管和清理帐目等。工作十分繁重，而生活条件又很艰苦，一日三餐都在工地所搭木棚内用餐，菜肴也极简单，常以咸鸭蛋、煮鸡蛋和青菜等为主，休息时只能躺在写字台上，当时也没有厕所，大小便都使用工地上的木桶。不久又有人员从不同单位陆续调来加强筹建工作，至8月份又从第九人民医院调来各科室医护人员等200余人，为新院开院作最后准备工作，其中有本文另一作者陆汉明。为了统一全体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形成工作合力，院领导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组织工作人员学习，有时集中进行，有时分散讨论，形式生动活泼，医院还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分批下工地劳动，主要是清理建筑垃圾，同时也配合电工、管道工做一些辅助工作。整个建院期间，医学院的老师学生，以及其他院校及单位的师生职工也来工地劳动，使人感到一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热烈气氛。临近开院日期时，下水道还未铺设，大家不分昼夜积极挖土掘沟，协助工人埋管，晚间挑灯夜战，还高唱革命歌曲。现在回忆起来，场面壮观实在感人，虽然人很疲劳，但没有一人发牢骚或有埋怨情绪，当然更不谈什么奖金、加班费或补休了，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即做好工作，为建设新中国上海市的一所大型医院和医学教学基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开诊第一天
1958年9月1日，新华医院按时落成，并开院应诊。这天一大早，大部分员工和留院人员都提前到各自岗位做准备，迎接病人的到来。早晨８时准时开诊，此时各科门诊早已有病家在等候，上午病人陆续不断，下午仍有不少病人就诊。第一天印象最深刻的是抢救新华医院首例内科危重病人。当天傍晚一位神志不清的30岁的女病人经急诊室收入内科病房，经查病人无服安眠药或接触毒物史，既不发热也无头痛等症状，但病人呈深昏迷状，面色苍白，眉毛特别稀少，后深入询问得知患者两年前分娩时大出血，此后身体特别虚弱，无乳汁喂养婴儿并一直停经，虽曾就医但一直未获确诊。经全面体检，我们诊断为“席汉氏综合征危象”，即对症予以相应抢救治疗，并当晚组织医护人员整夜密切观察，直至次日中午该病人才逐渐恢复神志。不久外科也收治了首例受机动车撞伤的男青年，伤势严重，多处骨折，合并膀胱破裂等，经外科骨科联合紧急手术和较长时间的医疗护理，病人方得以完全康复；很长一个时期这位病人每年春节都要来院向医护人员拜年，以感谢救命之恩。
以后几天病人数不断增加，以致医护人员不能按时下班，这有些出乎预料，事前未作宣传，仅有一些挂钩的劳保厂家和企事业单位得到通知，但附近的居民仍大量涌来。1958年10月中旬，属医院编制的其余员工从九院全部调来，从此医院工作开始进入不断发展的轨道。
首位政协委员和第一件提案
1959年12月，榆林区同原老杨浦区合并，在新成立的政协杨浦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新华医院肺科主任朱尔梅被光荣推选为政协委员，这是新华医院建成后的首位政协委员，他的第一件提案是建议把公交车站移近新华医院大门，以方便病人和医院职工。当时新华医院正门位于控江路南侧的江浦路上，而61路公交车从东向西行驶停靠的江浦路站位于江浦路桥东堍，而从西向东的江浦路站则位于上海电表厂附近。提案很快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落实，不久61路车站移至江浦路桥的西面，以后江浦路站牌又改名为新华医院。目前6路、70路、115路和220路车站都靠近医院大门。
医院的发展
新华医院建院后，各项业务工作蓬勃开展，影响也日益扩大，不久300张床位的儿科大楼也迅速建成使用。至1966年医院总床位数已达630张，门急诊数日均3000—4000人次，职工人数也不断增加。为了提高杨浦区整体医疗水平，医院有经验的医护人员还定期下劳保厂医务室和地段医院一起协助工作，同时下级单位医护和医技人员轮流来院进修，并开办一些专业学习班等活动。此外除为医科大学生讲课、临床见习和实习带教外，医院还带领学生下乡劳动，参加防治血吸虫病、开展卫生宣教、培训农村赤脚医生和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医院除了必须完成的日常医疗工作外，其他业务和活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直至1969年才开始培训工农兵医生、下乡开门办学和恢复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华医院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百废俱兴，一切又走上了正轨。进入80年代，医院发展更快，1988年新建了内科大楼和教学大楼，病床数有所增加，医学教研条件也大为改善。
目前新华医院实际开放床位约１500余张，临床科室４7个，包括66个专业，门急诊日均达7000人次左右，门诊量全年总数在本市各医院中名列前茅。新华医院还承担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后期的临床课教学工作，每年来院临床课学习的有7个年级的学生约400名，建院以来已有5000多名学生毕业，奔赴全国各地工作。
自1958年9月1日开院以来，一大批在各专业领域中享有名望并为新华医院作出卓越贡献的医师、教授都已病故，如高镜朗（第一任儿科系主任）、李丕光（内科主任）、曹裕丰（院长、泌尿科专家）、曹福康（眼科主任）、朱尔梅（肺科主任）、毛承樾（五官科主任）、田雪萍（妇产科主任）、杨天籁（皮肤科主任）、佘亚雄（儿外科主任）、史博之（检验科主任）、刘棣临（妇产科主任）、陆道炎（眼科主任）、蒋均泉（肺科主任）、李申恩（放射科副主任）等教授，英年早逝的徐志达、周劲波、胡超贤等医师。章叔赓（中医科副主任）、张怀霖（中医科副主任）、侯松年、秦庆祺和舒书云等老中医以及行政、护理和辅助部门杨雅娟、陈鸿玑、杨应华、俞金发、周明水等同志，在此表示深切的怀念。在迎接即将到来的2008年庆祝建院50周年纪念的时候，新华医院全体员工更有信心为人民健康服务，继续为祖国培养和输送医技人才，并为攀登医学科技高峰而努力。
[*]本文摘自上海市杨浦区政协文史资料（1997），作者略有改动
[1]作者陆汉明为我国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国家级终身教授
[2]作者吴生一（1927-2001年）江苏宜兴人，外科学教授，曾任成人外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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