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世雄
赴藏特殊任务
1975年6月到1977年7月，我以新华医院唯一的一名成员，参加上海第二批赴西藏医疗队。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从得到通知到踏上征途，前后只有半个月的时间。突然而来的任务，使我没有更多的余地作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准备。
赴藏是一件难以想象的艰苦任务，高山缺氧、路途遥远、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贫困落后，持续两年的工作和生活，不允许我更多的考虑。
当时又面临着动荡的年代，我虽然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但是那时候的大环境复杂多变，是有目共睹的。融入上海市第二批赴藏医疗队在西藏战斗工作、生活的两年，对我的人生是最大的磨练，使我懂得不少的道理。我圆满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于我的光荣使命，我为西藏人民作出了一个医师应尽的职责和做人应有的道义。
那是普通的一天，像往常一样，我正在病房查房，支部书记轻声地叫了我一声。由于在组建上海市第二批赴藏医疗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上级领导决定由新华医院先派一名儿科医师。任务紧急不可延误，决定后立即上报，迅速加入到已组建的团队。
为此科室考虑三名医师，把我作为首选，另两名医师作为后补。当时支部要我表态，我也未作任何思考，很快答应了下来。去保健科做了规定体格化验和相关的辅助检查。很多同志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对我问这问那，我也不知如何回答。下班回家，我把情况告诉了我的爱人，面对着赴藏任务，面对着幼小多病的孩子，这一夜无法入眠，不敢想象两年中家会发生什么事，孩子会怎样，远在西藏高原的我能适应吗？第二天我们还是统一了意见：“去西藏”。再大的困难要尽力克服，再多的艰苦要亲身磨练。我与妻子说：“难为您了，您不仅工作繁忙，一家老小也交给您，愿太太平平”。
当得知我的检查结果体重不满５０公斤不合格，血胆红质和黄疸指数偏高，建议科室另作考虑时，我的同事问我：“怎么打算？”我如实地说：“我不想再加重他人的负担，除非我骨折或重病，否则首选的还是我。”就这样，我正式接受了任务，加入了赴藏医疗队。
接下来的日子繁忙又紧张，既要参加赴藏医疗队的学习，又要准备包括衣、被、褥、单在内的四季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学习、工作用品及行李。每一个赴藏医疗队员把所有的行李和用品装入一个大木箱，并用铁皮将四周包好。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行李将不能“安全”到达。赴藏前的半个月，日子过得特别快，剩下难得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匆匆忙忙去拍了一张当时唯一的“全家照”。
艰苦难以想象
从上海至西藏拉萨，行程足足化了半个多月。先坐苏联制造的陈旧火车，从上海北站至青海格尔木，再坐老式破烂的大客车，沿着青藏公路推进。一路上茫茫无际的雪山，不见人影的高原。每天大客车颠簸五、六个小时后，就在沿途的兵站歇脚休整一夜。兵站设施十分简陋，饮水十分紧张，以简单的粗食充饥，大家睡在用木板搭起的大统铺上，穿着白天的行装和军大衣，盖上一条又硬又脏的被子过夜。第二天一早又踏上青藏公路推进。一路上，我们经过唐古拉山、昆仑山等高山峻岭。汽车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坐在后面的同志头部常常与车顶相撞。每个人都十分紧张，绝大多数同志脸色发白，嘴唇发青，很多人不得不用上了氧气。
好不容易地到达了目的地——拉萨。我们工作在离拉萨约３００多公里的一所县级医院里，医院装备十分落后，药物缺货、抗菌素过期、补液短缺、氧气断档等情况，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我们用自己的基本功随机应变的诊疗技术，灵活机动的客观条件，认真细致的经验体会，团结当地的医务人员，逐步适应了工作和生活。
医院里的食堂形如空设，每日只有二餐，但就是这二餐也常常开不出，经常要担心填饱肚子的问题，至于要想买一点东西，这是十困难的。医院里的病人来源，大约藏汉各占一半，疾病都很危重，送到医院就要抢救。开始时语言不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慢慢地我也会说上几句藏语。当时西藏环境卫生状况十分落后，随地吐痰大小便，结核病发病率特别高，高山缺氧更加剧了结核杆菌的生存和传播。西藏的气候，一天要经历四季，紫外线特别强。一年中很长时间冰封雪山造成当时仅有的邮件通讯中断，最长的一次我与家人杳无音信长达半年。二年的文化娱乐生活十分贫乏，对着高山呼喊，看看河溪清水，盼望一、两个月一次野外露天电影、看书、写信、读读过期报，也就是主要业余生活内容了。
面临动荡年代
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７年赴藏期间，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这二年政治动荡、社会不安、经济萧条、生活艰难。当时西藏和新疆叛乱分子乘机搞颠覆活动，这一切给我们国家严峻的考验。
我清楚记得当时西藏叛乱分子到处散布谣言，搞阴谋破坏活动。那时候还经常听到雅鲁藏布江边和中印边界的枪声。有时连夜骑马出诊途中，还能看到火光。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自己赴藏任务。既然来到了西藏，必须完成二年的赴藏任务。无论风急浪高艰难万险，我一定踏踏实实走完赴藏的每一步，要为上海增光，为医院添彩，为西藏人民多做好事。面临动荡的年代、艰苦的环境和特殊任务，要抛开私心杂念，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赴藏后期我的身体越来越感到疲劳，经查，不仅患上了肺结核，而且得了高血压红蛋白血症。当时右肺浸润性病灶，血红蛋白高达１８％。我也顾不上休息和生活。终于闯过了一个个难关，完成两年赴藏任务。
两年西藏磨练
刚到西藏一切都不习惯，得慢慢地适应起来，就拿糌耙来说吧，虽然吃了一小碗，但是肚子胀得很，真是十分无奈。到后来充饥是主要的，不仅想吃一点。二年内很少能吃到蔬菜，食堂里的菜过期不新鲜、发霉怪味，有时干脆只能自己冲一碗酱油汤，吃二个粗馒头应付了。
西藏人民十分好客。每次出诊他们总是要敬酥油茶（用牛羊奶凝成的薄皮和茶砖制成的茶），有时还敬上青稞酒。开始一闻到稣油茶，一股浓浓的怪味。看到藏民用黑乎乎的抹布，擦没有洗的碗，再盛上酥油茶，出于礼貌，我一口气地喝了下去。但是慢慢地我习惯了，酥油茶不仅耐饥而且解渴。在赴藏医疗队的工作中，我们经常要深入到最边远、最底层、困难的农村和农舍。一个村与另一村虽然相隔一座山，但高山路程要化上一两天，而一个村也仅有十几个人，为巡视病人诊治疾病有时不得不骑上马去工作。然而初学骑马的我也十分艰难，多次从马背上跌下来，还经常被马欺侮。我不得不挑选“老、弱、矮、小”的马，否则风险很大，有时后果不堪设想。当地的马鞍十分单薄和简易，一次骑马下来，大腿内侧臀部的皮肤破碎，有几次甚至大片脱落，弄得坐躺都疼痛难忍。当时西藏的公路和山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无论行走、骑马、搭车都十分危险。在藏二年，什么疾病都要看，从成人的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意外、肝胆疾病等，到小儿的消化不良、肺炎、心力衰竭、破伤风等；传染病中的肝炎、菌痢、结核病、脑膜炎等，还有包括妇产科、外科等其他疾病。
一天下午，一个当地的赤脚医生急冲冲地来找我，说有一个产妇面临分娩，我二话未说，就和他同骑一匹马赶到农家，经过耐心的观察和细致地处理，一个小藏民安全降生。当时我既饥饿又疲倦，看到眼前藏民一家唱歌又跳的欢乐情景，我也不知不觉地融入其中，被青稞酒灌醉了。当我醒来时天已经亮了，身上盖着厚厚的羊皮袄。
在藏二年期间，我遇到了不少重危病人，每逢此情景，确实自己什么都顾不上了，全力以赴抢救。有时不得不实施口对口呼吸，争取第一时间。我先后抢救多个破伤风新生儿，当时仅有的“破伤风抗毒血清”也是过期的，在十分艰难，十分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凭借自己医术，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抢救成功。每当藏族病人因疾病危重，抢救无效死亡时，他们纯朴的感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藏族同胞不仅感谢我们，而且把扶送亲人去“极乐世界”的“重任”——“水葬”和“天葬”拜托给我们。当我接过表示西藏人民敬意和祝贺的洁白“哈达”时，我深刻领会到什么是“磨练”、什么是“医德”、什么是“医术”、什么是“医师的份量”！
如今，离我当年参加上海市第二批赴藏医疗队已三十多年，这对我的一生是值得的。它磨练了我的意志、品格、技术和能力。“当个医生是许多人的向往，然而当个医生很难，当个好医生则更难”。“为病人谋利益”，这是做一个人民信任的好医生最基本的要求，最朴素的感情。
今天的西藏繁荣而幸福，青藏铁路开通，面貌大变。西藏人民把歌唱，雪山低头把路开，金色的飘带把全国各地和拉萨连起来。西藏将越来越辉煌，西藏的明天将更美好。
作者王世雄曾长期担任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常务理事兼专家委员会成员、上海市优生优育科学协会副会长、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母婴保健医学技术专家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产前诊断专家组成员、上海市婚检和病残儿鉴定专家、中华医学会和上海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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