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斯文风骨

——记小儿血液肿瘤专家应大明先生

熟悉他的人，称他“应先生”。

应先生是儿科医生，专攻小儿血液肿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接诊了一对“难治性缺铁性贫血”的兄弟，铁剂治疗总是不见效。应先生百思不解，苦苦循证，细致询问下，得知俩兄弟家里经营冶炼作坊的线索，灵光乍现，“贫血会不会是铅中毒所致？”一系列检查，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个疗程的驱铅治疗后，患儿血红蛋白奇迹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这对患儿成为国内第一例临床确诊的儿童铅中毒病例。那个时候，儿童铅中毒鲜为人知，连儿科学教科书中都没有描述，把诊断指向铅中毒，实在是高明。

我国著名小儿血液、肿瘤和免疫学专家应大明教授（1931-2018）

当我进医院工作的时候，应先生已过耳顺之年，几乎天天看到他急急地穿行在病房、门诊和研究室之间的身影。尽管已经是顶级儿科医生，创造过业内很多“第一”，他从不咄咄逼人，一副温良谦让，笑意吟吟，平易近人的样子。

四十周年院庆，医院组织访谈了多位健在的创业大家，应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让我对他过往的履历震惊之余充满了钦佩。

应先生17岁就读震旦大学医学院，等到毕业的时候，学校合并成了上海第二医学院。他在广慈医院选择了儿科，师从一代宗师高镜朗先生。医学界有一句行话“宁治十大人，不治一小孩”，说的就是治疗一个孩子非常不易。他是真心喜欢孩子，也深深地被儿科博大精深的学问所吸引。

应大明（后排中）与大姐二姐和弟弟妹妹的童年合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海市政府在东北角的榆林、杨浦地区新建了一所以服务妇儿为主的综合医院，来满足区域内六十万产业工人尤其是众多纺织女工和她们孩子的医疗需求。广慈医院的儿科整体搬迁了过来。应先生家住复兴公园附近，每天要换三辆公交车才能来到新的单位。白天门急诊，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建造儿科病房楼。因为实在无暇照顾孩子，就将大女儿“先”交给了在南京工作的外公外婆，没想到有一次高烧，因为治疗不当导致耳聋，这个意外成了他一生的痛。1958年，他在二女儿的名字里取了“新”字，以作医院成立纪念；给小女儿的名字取“峰”字，希望新医院的事业要达到顶峰。

女儿们这样回忆他们的父亲，“小时候经常会发现爸爸妈妈的兜里或包里有巧克力，看得到却吃不到，对此爸爸的解释是，巧克力是给病房里的小朋友吃的。医生不能吃病人的东西，医生拿了或者吃了病人的东西是要肚皮痛的。有一天爸爸把家里仅有的小黑白电视机搬走了，说是要在值班的时候看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给病区里的小病人看的。”

应大明夫妇与三个女儿及孙辈的合影

应先生四十八岁时，终于得到了国外进修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凭着扎实的法文功底，他顺利通过法语考试，经卫生部选派，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奖学金赴法国进修免疫。巴黎最便宜的是鸡块，为了省钱，他每天晚饭就吃鸡块，整整吃了半年，没有砧板就在小台子上斩鸡块，结果把小台子斩得面目全非，被大学城物业罚一笔巨款。为了省十四法郎，他连埃菲尔铁塔也没去过。回国时，居然省下了一万二千法郎，用这笔钱购买一批生化仪器、试剂和电子计算机带回国内开展研究。

平时笑吟吟的应先生，有着不同凡响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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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吟吟的应先生

2004年9月一天，应先生来办公室递给我一份邀请函，问我愿不愿意加由上海戏剧家协会举办的一个纪念活动，受宠若惊的我当然满口答应。活动是纪念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戏剧家、影剧运动活动家，曾被夏衍称为“戏剧魂”的应云卫先生100周年诞辰。我这才知道应先生原来是大导演应云卫的大儿子，竟然低调地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在《纪念父亲的百年诞辰》一文讲述父亲了对他的影响，“一个已经是事业有成的他，居然会放弃优厚的生活，下海去从事艺术事业。他对艺术爱好的痴迷程度，以及他为追求自已热爱的事业不怕牺牲的气概可见一斑，面对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不要被名利所困。这是父亲给我们大家庭留下的最大财富。”

应大明教授所获部分荣誉

抗战期间，在重庆进行带领“中华剧艺社”开展左翼剧影活动的应云卫，把四个子女留在了上海，依靠亲友们的少许接济和菲薄转租租金来维持生活，最小的儿子因贫病夭折，这对应先生的触动很大，想着如果凭自己的能力把小弟救活该有多好，这就是他日后学医并选择儿科的原因。

“心不近佛，不可为医”。儒雅、斯文、睿智的应先生，不仅是救人于危难的良医，同时更是一位心地“近佛”的长者。

应大明教授作学术讲座

一次聆听应先生的学术讲座，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为使百分之百的病儿得到治愈，确实需要我们大家不断创新提高，苦尽甘来，任重道远，拜托大家了！”在场听者无不动容。

就像老院长沈晓明教授对应先生评价，“他的斯文体现在外表上——穿着看似随意，但总是干净利落、一尘不沾；他的斯文体现在言谈举止上，永远是开开心心，但从不大声嚷嚷；他的斯文更是体现在他那发自内心而不是伪装的谦和；应先生的斯文是那种真诚的斯文，那种由内而外的斯文。”

八年前，斯文的应先生走了，和他同为儿科医生的夫人一起长眠在福寿园里。

他们的墓碑刻了一行字：“俩位儿科医师”。

 “俩位儿科医师”

 

文/施敏（伦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