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廉政教育(第三十九期)
发布时间：2013年08月01日 浏览次数：11303
为官常思“四没有”
张 晶
在参加一次反腐倡廉教育活动时，一位基层领导说的“四没有”久久萦绕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买。这“四没有”平实易懂却又意味深长，值得为官者细细思量。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列宁剖析阶级斗争根深时的论述，后被毛泽东引用。在当今反腐败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我们的少数为官者，就因为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太多“无缘无故的爱”，最终身陷囹圄，甚至赔上身家性命。虽然事后他们也悔不当初，甚至捶胸顿足，但已是于事无补。直到此时，方才明白，那些主动送上门的金钱之爱、主动依偎上身的美色之爱、对自己和子女亲属超乎法理人情的过度关爱，其实质都是对其权力地位的爱。这些所谓的“爱”，使他们失去自由之后，不仅荡然无存而且还会变成沉重的锁链，一步一步把他们拉向深渊。也正是这些所谓的“爱”，使他们丧失了许多爱的基本权利，他们失去的可能是孝敬双亲的奉送之爱，可能是含饴弄孙的天伦之爱，可能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爱，也可能是抚育儿女的亲子之爱。此时方才明白，那些无缘无故的“爱”的可恨之处！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一句西方谚语，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一句与之意思相近的俚语：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什么这些浅显的道理，一些为官者却弄不明白？我想，没有别地原因，还是贪欲在作怪。那些贪腐的官员，大多具有辉煌的过去，也曾有过艰苦奋斗的昨天，但因为经受不住诱惑和考验，在贪欲的驱使下迷失了方向，忘记了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厚望，从吃吃喝喝到贪污受贿甚至索贿，最终飞蛾扑火。河南交通厅三任厅长“前腐后继”就是很好的例证；第一个落网的曾锦城，对下级出口必言洁身自好，对上级咬破手指写血书保证清廉，结果受贿30余万被判处15年；接任的厅长张昆桐上任之初就向省委立下军令状，要“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结果受贿110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三任厅长石发亮提出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一个廉字值千金”，结果先后23次收受贿赂，合计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些贪官相继落马的严酷事实告诉我们：一旦贪欲支配了人的灵魂，世界观就会扭曲，人生观就会背离，价值观就会错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生活目标的混乱和思想、行动上的腐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其实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很多贪官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死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搞腐败，被抓的只是极少数的“倒霉蛋”，只要自己做得严密，运气不是特别差，肯定不会出事。事实证明，这是自我麻醉和欺骗！腐败的暴露是有一定必然性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每当人们做错事的时候就会想起后悔药，但这种药永远也买不到，“我现在痛不欲生！要说我现在有多痛苦，有多后悔，怎么形容也不过分。”这是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兼党组书记林国悌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对记者的真情告白。他的话代表了绝大多数落马官员的心声。可惜的是，醒悟总是太迟。失去人身自由之苦、对亲人的思念之苦、对家庭的伤害之苦岂是一个悔字了得！一旦触犯刑法，落到身陷囹圄的地步，再沉痛的懊悔也于事无补。
对人生来说，健康是1，有了这个1，后面的数字才有意义。对事业来说，廉政是1，是前提是基础，没有廉政，其他取得的一切都会落空。因此，为官者，要常思这“四没有”，以此为警示，戒奢戒贪，彻底舍弃侥幸心理，牢牢守住廉政这一底线，绝不可逾越。
（本文刊载于《中国监察2012年第20期》）
香港特首的“紧箍咒”
文/肖剑
包括特首在内的香港官员，都不敢像“孙悟空”那样“无法无天”，因为，他们的头上都戴有“紧箍”，而且，有不止一个“唐僧”会念“咒”。更进一步说，越是出现像特首那样引发社会“极大的震荡”的事件，香港完善的体制和健全的机制，越会加紧念“咒”。
民众是否对政府抱有信心，关键是公务人员，尤其是公务精英特别是精英之巅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也必须以身作则。然而偏偏特首也有不到位的地方。3月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接受了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原因是涉嫌违犯利益冲突、利益输送。特首除了一一澄清和解释搭乘私人游艇和飞机、接受富豪款待，以及租住朋友豪宅诸事，更不停地向全体市民郑重道歉，甚至一度哽咽，坦承自己的行为跟公众期望有落差，同时，虽“不希望能挽回个人声誉”，还是期望“挽回公众对香港政府廉洁奉公的信心”。然而，部分反对派议员情绪仍然十分激动，甚至坚持要求弹劾特首。这次被曝不仅未能以身作则，其连串事件甚至涉嫌触犯政府守则和廉政制度。
说句“冷酷”的话，在香港的政制环境下，这是他“咎由自取”。香港设计了一整套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甚至对特首也做了一系列的规范。
2012年3月1日下午,香港,曾荫权就接受富豪“款待”等出席立法会特别问答会,向香港市民道歉,并表示为释除公众疑虑,已决定放弃租住原准备退休后居住的深圳“豪宅”。
连串事件遭受质疑
2月25日,反对派人士向廉政公署举报,廉署也决定对特首立案调查。这一举动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廉政公署由特首直接领导，现今调查“顶头上司”,在其历史上绝无仅有。
反对派人士所举报的曾荫权涉嫌违犯利益冲突,主要是指房地产商东海集团主席黄楚标向曾荫权出租深圳豪宅——住房面积626.4平方米,合约签订三年,每年租金80万元人民币。曾黄两人交往密切，报道称,廉署将调查港府2008年向黄楚标批出数码广播牌照以及今年1月曾荫权运用酌情权容许不符合资格的李国章出任黄楚标为主要股东的香港数码广播主席和董事等决定。曾荫权事后也坦承,2010年有意租住东海集团深圳的房屋时,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他承认当时没有想到黄楚标是香港数码广播的主要投资者，但强调未申报不影响发牌的决定，是否向香港数码广播发牌，由广管局研究并撰写报告,当时广管局一致通过发牌，行政会议的参与很少。
当然,这只是曾荫权一方的说法。事实究竟如何,还需廉署的调查。
其实,触发轩然大波的一开始并不是这一租房事件,而是游艇事件。
2月21日,媒体披露曾荫权夫妇2月17日乘坐富商的私人游艇来往澳门，并与利福国际董事总经理刘銮鸿和星岛集团主席何柱国等出席了赌厅的春茗活动。次日，这家媒体又曝出曾荫权夫妇2月9日至12日离港休假期间,与一批商界人士乘坐富商张松桥的私人飞机到泰国布吉游玩。
由此,舆论公开质疑这有违犯利益冲突之嫌,并称是“为自己退休入商界铺定后路”。
特首办当然立即回应,说曾荫权回港时乘坐友人游艇已经付钱,目未涉足赌场,并称,曾荫权夫妇今年只去过一次澳门,去年去过两次。紧接着，曾荫权又亲自接受采访“释疑解惑”,称自己每一次受邀都有“原则”，必定在无任何利益冲突的前提下才考虑接受，并按照特区政府的既定机制办事。他说，他2009年秋天获邀乘搭私人飞机到日本拍摄红叶，就支付了商务客位的费用5900港元，去年4月和今年2月2次乘坐私人游艇由澳门回香港,每次都给对方500港元交通费，今年2月乘搭私人飞机更给了1.88万港元交通费。他甚至还详细“交代”了2月那次乘坐游轮早餐只吃过水果和粥。数天时间里，曾荫权几度表态，坚称自己做事公私分明，与商人的私人交情不会影响他在公务上的决定，更从未想过从中得到利益，问心无愧，并强调特区政府做事阳光，高度透明，绝无私相授受的情况。他还表明退休后不会参与任何商业活动。
可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消释反对派议员和公众的疑虑。部分议员还是质疑他在审批数码广播拍照之时为何不向行政会议申报与黄楚标有私交，还有议员直指他乘坐私人飞机和游艇足可说明不避嫌与这群“特殊朋友”的关系，这群朋友则是“无事献殷勤”，特首瓜田李下，难免会给予恩惠。
因此，在3月1日的质询会上，曾荫权不得不宣布放弃租住深圳东海花园的豪宅。
坦率说，曾荫权是没有吸取过往的教训——他是有过教训的。他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就因为一次用办公信笺给医科考官写信询问儿子的考试情况，被媒体认为他用办公信笺是表示身份，并指责其“是在以司长之名向考官施压”，尽管他再三解释，仅仅是“以一名父亲的身份”关心儿子的前途，还是遭到舆论猛烈批评。因为在香港，非公务场合以公职身份自我介绍，即属违规。
疤愈忘痛，曾荫权难免要为自己的行为“埋单”，虽然他数度表达自己的“伤心”和“痛心”。
立法严防利益冲突
确实，毕竟租住豪宅事件中的富商黄楚标申请的数码广播拍照，已由港府批出；乘搭私人飞机事件中布吉行的机主张松桥，也是香港著名商人，他的公司拥有西隧、大老山隧道，而隧道加价需要特首会同行政会议通过。
所以说，特首再怎么“伤心”、“痛心”，还是无法让舆论感到他确实是“问心无愧”，并让反对派议员“平静”。就在那次质询会上，有反对派议员言辞尖锐地批评曾荫权是“香港第一贪官”，应引咎辞职；还有反对派议员则称其交代得并不足够，未能解释与富豪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公开更多数据，并称将引用立法会特权跟进事件——1985年制定的特权法赋予立法会极大的权利，可传召任何人到场作证，以及索取涉及调查范围的记录和文件，极利其发挥监督之责。不过，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第二天已否决引用特权法调查特首接受款待的事件。倒是在3月1日曾荫权接受质询的同一天，立法会表决通过了引用特权法调查特首候选人梁振英在十年前的西九文娱区规划计划比赛中,在没有申报之下,多次投票支持与他公司有关系的参赛作品，涉嫌利益冲突事伴。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参选人的“品格审查”。
不仅反对派人士,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前主席苏治平也表示,曾荫权接受富豪款待的事件,令政府尴尬，表面上也确实已涉及利益冲突,有必要进一步解释。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也称,曾荫权的行为、影响十多万名公务员的操守和形象。
廉政公署的表态也非常明确,如果怀疑特首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廉署会转交律政司考虑是否提交立法会,如果有1/4议员联合动议并经立法会通过,可交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担任主席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有足够证据构成指控及全体议员2/3通过，就可以提出弹劾。
显然,曾荫权的如此遭遇,与香港的政制架构和廉政制度密切相关。
香港遵照《基本法》的规定，政党多元化,目前主要有亲建制派和泛民主派,泛民主派一直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同时,香港实行以行政为主导、司法独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从而实现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问的权力制衡。反对派议员之所以敢对政府高官穷追猛打,就缘于他们享有广泛而又充分的监督权力。
香港也是个法治社会,其廉政制度更有其完善的体系和严密的管治。公务员必须廉洁高效。而且,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不论是谁,若逾越规定，必定被问责,甚至被追究刑责。廉政公署反腐败没有起刑点的限制，只要涉嫌贪污、无论数额大小，都会一查到底。如果被怀疑构成利益冲突，也会遭受调查,并往往导致黠然离职。2003年3月,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被媒体揭出在提高首次汽车登记税前买入一辆凌志房车，涉嫌利益冲突，立即面对连串的立法会议员质询,甚至不信任动议,民望也暴跌,廉政公署则跟进调查。虽然他解释并非存心避税而是疏忽所致,且捐出“偷逃”税款的两倍38万港元,还是未能平息风波,最后不得不请辞离职。
试想，在这样的制度下、环境里,特首曾荫权的这些行为,还不酿成非常严重的事件？
其严重性就在于触犯利益冲突。
香港对官员的利益冲突防范严密。1971年,就颁布了《防止贿赂条例)这部重要的廉政法规,2008年,又作了修订,使特首在受普通法有关贿赂的罪行规管的基础上,又被纳入禁止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条文的规管范围，并规定任何现任或前任特首,若生活水准或控制的财产与其薪俸不相称,又未能向法庭作出圆满解释,即属触犯法例。此外,特首必须申报并公开财产。
《基本法》以及《防止贿赂条例》、《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和《廉政公署条例》等法律法规,是香港打造廉洁社会的牢固的法制“基石”。也可以说,这些,都是特首的“紧箍咒”。
依法念“咒”确保廉洁
立法会是念“咒”有力的一个“唐僧”。它除了立法,还定期(除特别情况,一般每星期三11点开始)举行质询会议，这是它监督政府的重要途径。质询非常严格,一旦问到,都要向立法会交代。2月29日,议员谢伟俊就曾荫权的连串事件质询了三个问题,其中提到“特首办公室有何制度，记录行政长官曾接受各式款待或优惠(包括如何评估该等款待或优惠价值及用作评估有关价值的数据)；有何机制实时让公众翻查上述记录；若没有制度或机制，会否立即设立?” 对此; “当局代表行政长官”立即在当天的13时55分“谨复”作出“交代”。
具有完全的执法独立性的廉政公署。也是念“咒”的一个“狠”角色,正是它，对香港成为“廉洁之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被赞誉为“香港胜在有ICAC(廉署)”。这次廉署立案调查特首就是依法念“咒”。当然,这次调查自己的“顶头上司”,对其本身也是一个考验;然而,纵观过往“战绩”，它的公信力无可挑剔,民众有理由相信廉署会依法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
此外,审计署念“咒”的声音也很响。它也是香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署长是除特首外唯—需由中央政府批准才能任命的一个职位。审计署每年都会对政府各部门的费用开支进行严格审计,且事无巨细,举凡官员平均办公面积、公车使用记录、公务出访入住的酒店、邀请艺人出席活动的酬金、活动购买的饮水费用…… 一一在列。审计报告则全文公开,市民都可下载“研究”并监督。
公开,可算香港一项非常重要的廉政制度。审计报告必须公开,官员财产申报也是公开透明。1998年9月开始施行的现行财产申报制度,申报主体选择的依据就是该岗位是否有较多机会可能引致利益冲突的情况。港府每年都会公布政府高官的私人财产,且丝毫不漏,前特首董建华申报的一份清单中,一包花生也赫然在册。2005年7月1日,曾荫权接任特首时,就将家庭财产全部公之于众，—并还公布了自己身兼六个机构团体的成员事宜。香港要求官员公开这些情况，就是为了方便公众监督,并有效防范利益冲突。
此外，自1997年起,特首收到的礼品每月也都必须列清公布。特首以公职身份接受的估值超过400港元的所有礼物均需上交政府,不能留下私享。一份礼单显示,去年6月,曾荫权共获赠18件公务礼物,包括4幅画、1盒茶叶、1枚银币、5件摆设、3瓶酒和4本书。
财政预算则在制定过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再行修改,如此往复,全程公开。去年,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审核新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其中就包括曾荫权花几千元参与公务及社交活动的详细花费清单。
这些,都是对官员尤其是特首所念的“紧箍咒”。
至于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媒体,念起“咒”来,更会让“孙悟空”们“头痛”。去年6月,媒体就曾曝光曾荫权以公司名义拥有的一住宅单位,露台以落地玻璃围封,涉嫌违规,虽然他立即主动澄清这一住宅自他于1998年买入以来从未进行任何改建或加建工程,还是引发公众不满,屋宇署也劝喻拆除。很快,曾荫权就发表声明“安排尽快清拆现有的玻璃嵌板,并跟进如何根据法例要求重建合乎标准的客厅外廊”。曾荫权最近的连串事件,也都是媒体率先曝光的。2月15日,特首参选人唐英年也被媒体曝光地库违建,从而引发了“地库风波”,第二天,唐英年即承诺将及时拆除,并就此事向市民道歉。尽管参选人迅速“止损”,然而形象已经受损,更有党派主席声称将重新考虑“是否在特首选举中投票给唐英年”。显然,唐英年与梁振英一样,也是因为参选特首,才遭遇了这样一场“不期而遇”的“品格审查”。特首参选人已获如此“待遇”,时任特首曾荫权自然更是时时处处遭遇媒体的“望远镜”和“放大镜”,从而无从逃遁，不得不随时随地经受舆论关于廉洁和操守的“品格考验”。
整体清廉可见可感
当然,实事求是说,头戴“紧箍”的特首曾荫权在其45年的公职生涯中，确是敬小慎微,极少有“事件”授人以柄。
“三公消费”是清廉度的“温度表”。曾荫权在这方面是做到了规范、节俭的。
去年,特首办向媒体提供了一份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清单,三年来,特首外访有40次,开支总额为987086港元,其中机票费用为54万港元,另有44.7万港元为其他支出。2008年,他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仅420港元,而这已经包括往返交通；2010年4月,他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仅511港元；单笔外访费用最高为14.19万港元,是2010年10月特区政府派团赴印度新德里和孟买时发生的。
另外,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只有32.5万港元。
确实，香港社会整体非常廉洁。
去年5月18日,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特区政府过去三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港府重大节庆宴会开支(新年、新春、回归周年及国庆酒会)：2008年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202.3万港元,2010年217.1万港元。这缘于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餐饮标准,不论是部门领导还是刚入职的低级别公务员午餐、晚宴人均上限分别为350港元和450港元。而且,公务接待必须提前申请报备，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等,且每一项涉公开支都必须精细量化。
这就是“适度和保守”原则。
如果公务接待超过标准,那就既躲不过舆论的抨击,也逃不脱调查，退赔费用自然更是“题中之意”。
2009年,媒体就曾激烈抨击审计署审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原因是其官员办公面积较政府标准超标六成,每月浪费公款14万港元。其中一次为两名前专员举行饯别宴，人均开支分别达650港元和750港元,两餐花费逾4.7万港元,“远超”标准上限。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两位前专员不得不退回宴会全部开销。其实,在这份长达79页的报告中,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违规仅此两处,总体上,他们仍然非常规矩。2008年的一次公务午宴。四人花了1800港元,公署按人均上限规定只准予报销1200港元。
公务接待严苛,公务用车同样规定严密。
目前,香港公务人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然而,只有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宫,全港享有专车待援的公职人员仅20余名。说起来难以置信，立法会只有三辆公车。而且,无论是公车的采购信息,还是车子的数量、型号,政府物流服务署均全部公开。服务署的—份五年报告显示，因为鼓励公务员多使用公共交通,政府车队规模从2003至2011年,减少了一干多辆。
在香港，可以说没有谁敢公车私用。媒体掌握着高级官员的所有公车车号,谁若公车私用，根本避不开媒体镜头。曾有官员驾公车上班途中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媒体“捉”到“现行”,最终不得不站在镜头前道歉。
这么苛刻，都是为了防范利益冲突。
这次舆论对曾荫权的抨击、民众对他的“愤怒”，也是缘于其涉嫌利益冲突,担心其利益输送。确实,在香港,一旦——仅仅是一旦——涉嫌利益冲突、利益输送,就是严重事件。
当然,对特首，制度可能还有疏漏之处,比如，内部规则还是缺乏相应的透明度。因此，曾荫权也已宣布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由前任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担任主席,负责检视有关防止行政长官、政府委任官员和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出现利益冲突的现有规例，2月27日,这一机构的秘书处已开始运作。
这是“亡羊补牢”，然而，目前，立法会还是在不依不饶地紧盯这只“亡羊”,廉政公署也会一如既往地追寻这只“亡羊”。曾荫权仍然必须面对。
或许，曾荫权觉得自己很“冤”。然而，就其45年的公职生涯来说,在离卸任退休只有以天计数的倒计时段里发生的这连串事件,终于出现了“功亏一篑”的遗憾。
制度不会原谅他,民众也没有原谅他。2月27日香港媒体披露，中大亚太研究所最新民调显示,曾荫权的评分明显下跌,只在45.1分，较上月下跌2.7分,为调查新低；另有44.1%受访市民不满政府表现,较上月大升9.1%。中大认为,评分下跌与其近日的连串事件有关。这实在令人扼腕长叹。
所以，曾荫权感到“伤心”和“痛心”是必然的。他曾反复表示自己—直将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并视操守为生命。偏偏是,如今他的诚信遭质疑,操守也受怀疑。——质询会上，他坦承“不希望挽回影响”,并说“要建立公众对一个人的政治信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可以在一天内,公众失去对你的所有信任”。这是他的自知之明之言。
当然。他也很自信，自信没有触犯利益冲突，未曾输送利益。但愿,这种自信能经得起廉政公署后续的调查。
总之,不管怎么说,在香港这样的政制环境，尤其是拥有健全完善的廉政制度以及民众对腐败“零容忍”的地方，哪怕贵为特首,也必须头戴“紧箍”，并时时被众多“唐僧”无情念“咒”。这,既是特首的不幸，也是特首之幸,更是香港之幸。
（本文刊载于《检查风云》2012年第3期）
呼唤诚实
莫测
诚实,做人之本,成事之根。对于清白若水的为人、诚实无欺的品格,不论高贵或卑微,即使是手握重权者,也会向其脱帽,肃然起敬。
相反,人的一切劣迹恶习,溯其源,无不与说谎骗人发生联系。
一般说,做好事,做合理合法的事情,对人民有利的事情,都光明正大,磊落诚实。反之,凡是做损人利己、伤风败俗、甚至伤天害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事情,总见不得人,多是暗箱操作,隐蔽而不敢诚实。于是,说假话骗人便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防空洞”。
诚实,本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君子养心莫于诚”,“巧伪不如拙诚”,“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但是,人们不能不痛心地看到,时下诚实已惨遭践踏,哄骗、蒙骗、诱骗、拐骗、诈骗等欺骗行为俯拾即是,说假话、编瞎话、欺上瞒下现象几乎随处可见,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信任度”急转直下,已经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
诚实的核心是真。欺骗的核心是假。诚实是一种非凡的自信，是有力量的象征,是把握了正义和真理的一种大度与坦诚。不论任何时候,也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人性的尊严与阶值都不在于精明而在于诚实。这类例子古今都有。
宋朝时宋真宗举行殿试,晏殊看过试题说,十天前我作过这个题目,草稿还在,请皇上换个题目吧。宋真宗非常欣胃晏的诚实。有一年,宋真宗批准臣僚们到各游览胜地痛快地玩几天、吃几天,各部官员都美滋滋地玩去了,唯独晏殊因手头缺少银子而蹲在家里读书。宋真宗以为他不去游山玩水,是珍惜光阴,对学问和事业的虔敬,便选他辅佐太子。晏殊没有就高往上爬,而是老老实实地告诉皇上:“我并非不喜欢吃喝玩乐。只是因为手头钱紧,才没有去。”皇上因为他诚实而倍加褒奖和重用,到宋仁宗时晏殊已做了宰相。晏殊所以敢坦诚地告诉皇上,“做过这个题目”,是他对自己应试的实力有充分的自言;他如实告诉真宗皇帝是因为缺钱才没去旅游,是他尊重自己的真实面目和品德,不愿以假象骗取皇上和世人的崇敬。这种诚实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尴尬,倒是充分地显现了晏殊的人格魅力。
对诚实的人委以重任,托付大事,一般说都出不了大的偏差。汉高祖信赖周勃的诚实,便托付大事于周。齐景公敬重晏子的诚实,便委以重任。一斤重的诚实,胜过一吨重的精明。择友也好,提拔干部也好,诚实太重要了,应当成为诸多条件中的首要条件。凡是变心的朋友,凡是变质的干部,十个有十个是从不诚实这个缺口渐变的。
诚实既是一个人的道德人品的起码标准，又是为人的最高境界。诚实是做人的起点,也是做人的归宿。不论高低贵贱,离开诚实二字,就没有资格奢谈什么理想、情操、襟怀、气节、教养、禀赋等为人的德性和修养,自然也不会是个好朋友,更不会是个好干部。
有一种很会演戏的人,他们在许多场合与许多事情上,表演出很诚实的样子,或是以小事情的诚实掩盖大事情的不诚实,用假象欺骗公众与舆论。这种虚伪的诚实,比赤裸裸的欺骗更可怕,其欺骗性也更大。诚实是一种心灵的开放,是一种勇于接受任何审视的坦荡。可是正像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在《箴言录》中说的:“我们很少发现十分诚实的人,而我们通常见到的所谓诚实,不过是骗取别人信任的狡猾伪装。”我们特别要小心提防的就是这种假诚实。一个政治骗子或经济骗子,所以能欺骗许多自以为聪明的人,甚至爬上了显赫的地位,大多施展的都是“伪诚实”的伎俩。
《孔子家语》中说:“ 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一个人是真诚实还是假诚实,不仅要听其言,尤其要观其行,看他重用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他的“土地”上生长什么样的花草。作为涉世多有一定局限性的个人,必须经常提醒自己,衡量一个人的尺子是实践而不是语言。有些表面上说得天花乱坠的人,实际上往往与其行为大相径庭。
（摘自《中国监察》2012年第11期》
浅谈老子思想中的廉洁之道
王子君 宝 峰
——摘自《党风廉正建设》2012年第5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长阔高深。廉洁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蕴含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而廉洁文化内容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更是十分丰富。
《道德经》又名《老子》,全书五千言,分为《道经》与《德经》两册,合称为《道德经》,共81章。《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事物种种的玄妙,都是从道中生发而来。简言之,“道”就是“自然”,是万物的本源;“德”是“道”的体现,是顺道而行的方法,是人立世的根本。“道德”即指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处世。
老子思想倡导无我、守柔、居下、退后、清虚,主张体法自然,无为而治,反对无止境的物欲追求,讲求精神境界的提升。其核心思想主张即“无为而治”。这个主张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无为而治”及“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政主张,25O0多年来被不少朝代的执政者所采用。
在西汉初年,文帝、景帝两代历时40年左右,就是以老子的“无为而治”为治国之策,与民休养生息,安定民心,发展经济,迎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盛世时代。
唐朝辉煌鼎盛的“贞观之治”,其根本动力源泉也在于执政者对《道德经》的推崇与实践。唐玄宗还曾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制令士庶均须家藏一册,使得《道德经》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使以老子思想为治国纲领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夯实了大唐盛世的道德文明基础。
北宋时期,宋太宗倡导《道德经》的“治身、治国之道”,宋徽宗、宋仁宗也认为《道德经》内含的“清静治国之道”正是他们的理想治国纲领。三位帝王从老子思想中汲取治国之道,济世安民,令北宋精神文明高度发展,文化空前灿烂……
古代历代统治者辉煌的治政功绩证明,“无为而治”,并不是指不作为,不推行新政,而是要求执政者树立以民为本、以民为重,重民轻君等等“民为贵”思想,顺应客观规律,不胡妄作为,不瞎折腾。
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兵、治内还是外交之道,都是老子在呼吁、引导执政者如何巩固政权地位、富国强民、永保江山。这样的执政,也正是老子一再强调的“圣人之治”理想。
廉洁思想是老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老子看来,道德的体现是诚信与廉洁,诚信是为人之本,也是立国之本。诚信为本,廉洁执政,国家方能长治久安。失德失信等社会乱象的出现,乃是人类的贪欲造成的。贪欲滋生,乃是因为失了廉洁。所以,一个人要安守廉洁,就是要去私欲,去贪欲;一个政权要稳固长久,执政者必须廉洁治政。概括起来,老子的廉洁之道有六大部分。
一、上善若水
最高尚、最伟大的品格就是像水一样。做人也好,执政也罢,要做到廉洁如水。这是老子倡导的为人处世、无为而治的根基。
老子的一生都崇尚水。关于水,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诸多精辟论述。如,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水,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了,其本性纯净而坚韧,透明而丰富,谦下而深远。它安居于自己的地位,胸怀宽广,顺服时节,以仁信为德,默默发挥着自己的才能。老子借水包容广阔、扬清涤浊、刷新世界的特性来比喻圣人为政廉洁如水。一个社会清明如水,腐败则无处寄生。
“廉”字有很多种解释。作为“清正、廉洁、不贪污”之义,最早就出现在《道德经》第五十二章里。老子说,“ 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其意是指人们迷恋名利的思想观念,实在是根深蒂固。所以圣人为人方正而不孤傲,清廉而不受损,率直而不放肆,光明而不耀眼。廉即是清,清即是水,这里形容的是圣人之治,“廉而不刿”,倡导的就是廉洁治政。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由此可见“廉”对于治国有多么重要。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以清廉之风主政时,国家安定;一旦腐败之风盛行,民心就开始离散,国运就开始衰退。要重振国运,就要坚决惩治、消除腐败,重拾人心。所以,为官执政者廉洁如水,是百姓与国家的福音。
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素:无色彩的布;朴:未经雕琢的木。“外表单纯,内心朴素,减少私心,降低欲望”,这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直译,但老子的观点并不拘泥于一人一事。“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既是对一个人道德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执政者理想人格的最高期望。
老子作为记录历史与掌管国家历史典籍重地的史官,对朝廷内忧外患的现实格局了如指掌。他在朝为官30多年,期间经历罢黜与复职,受宠与失意,深刻认识到贪欲是引起社会动荡不安、人心道德尽失的根源,因此主张人们恢复朴素的本性,减少私心和欲望,以便使生命不致遭到欲望的诱惑而陷入绝境。
“少私寡欲”,这个“欲”,指的是贪欲。所谓贪欲,无非是对物、色、权力的贪求与占有欲望。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二章尖锐地指出,“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认为“五色”、“五音”、“五味”等物欲的诱惑使人思想迷乱、行为失控,直截了当地点明了贪求物欲的恶果,令人警醒。
那么,执政者如何避免成为金钱财富的俘虏?如何克制自己膨胀的色欲、权力欲?如何能减少私心,降低欲望?答案是,“见素抱朴”。保持一颗淳朴清廉之心,就能抵御物欲诱惑,克除贪婪之心,就能视五色、五音、五味、行猎之乐、难得之货如过眼烟云。老子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少取才会获得,贪多必会迷惑”的道理。他在《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中写道:“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推崇圣人的廉洁之举。圣人不积累财富,而是将自己的财富用来接济民众。表面上看,他的做法岂不是让自己变得清贫,生活苦毒?但是,给予并不就是失去,施舍反而带来更大的收获。他给予别人越多,自己越感到富足充裕。圣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具有这种纯真朴素、甘守廉洁,无私无欲、施利于人的精神。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也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一大原则。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无欲,就是无贪欲。无贪欲,就能做到“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就能公义治政。执政者按照“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四大原则行事治政,实际上是对百姓行“不言之教”。执政者不折腾、不多事、不贪心、不妄为,百姓自然也会少了利己之心,更加善良淳朴,自化自正。在《道德经》第七章中,老子论及“天长地久”之道,说“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认为一个人以无私、纯洁之心对待天下,最终会成就大“私”,即赢得天下人的关爱。
一个执政者守住质朴,根绝私欲妄念,能对百姓起着良好的榜样作用,一个政党若能廉洁执政,将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之前,甚至让利于民,就能在人民群众中建树清廉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戴。如是,国家繁荣安定的局面就可来到。
三、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老子在《道德经》第九章论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俗话说,盛极而衰,满必招损。老子深谙物极必反的规律,透看到了“金玉”、“富贵”中隐藏着的灾祸,“满屋子的金玉财宝,并不能长久保持。由富贵而生骄纵之心,是自己给自己遗留祸殃。”事实上,古往今来,有哪一个人能够把他所得的利益;包括金玉、珠宝、财富、地位、名声等在内的东西传之永世?没有一个人。不仅如此,个人占有的财富愈多,往往骄奢淫逸之气愈盛。而骄奢淫逸是有悖于道的行为,终有一天会为自己招来灾难。在这里,老子要告诫世人的,就是贪恋财富、放纵物欲只会自招其祸的道理。
财富本身并不是祸患,带来祸患的是对财富的贪婪之心,所以贪图财富的人是在贪图祸患。与老子同时代人、周灵王之子、历史上智慧过人、富于传奇色彩的太子晋曾犀利地指出:“……祸岂有爱焉,而贪之求之……利方在门,兵已加颈,非贪之求之耶?!”“……祸这种东西难道有什么可爱吗?然而贪利之人却拼命贪图并追逐它……利刚到手,刀却已经加于他们脖颈了,这难道不是贪利之人在求祸吗?!” 一般人都说“贪者是在贪利”,而太子晋却独独从贪的后果推论,认为“贪者是在贪祸”,这样的认识可谓深刻高远,一语中的,与老子提倡的“不守金玉”有异曲同工之义。
为什么说“贪者是在贪祸”呢?
贪实在是万恶之根。世上各种罪恶,推其根源,可以说都是从贪来的,贪名贪利也好,贪色贪玩也罢,抑或贪吃以及贪其他各种东西,有人为达到目的,往往不顾道德廉耻,不择手段地与人相争,背信弃义,发生嫉妒、欺骗,甚至仇恨、杀害。贪使人变得卑鄙可耻,与真道、善美完全隔绝,却与魔鬼相伴为伍。但贪婪之徒不但得不到快乐,反而会沉于败坏和灭亡之中,比如说贪财的人吧,财少不乐,财多不安,心挂在钱财上,心中就没有丝毫平安喜乐,贪得的财物,却都如同一把一把的利刃,刺透自己的身心,有一天,他还要连本加利地偿还。
“贪者是在贪祸”,这话反过来证明,廉洁之人才可以得荣耀,得安宁,得快乐,得长久。
四、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四章中,论述了贪求名利与失去生命精神的利害关系,阐明了要懂得知足知止的真理。“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在这里,老子强调,廉洁,就要淡泊名利之心。
老子用名利和生命作比较,旨在说明生命重于名利。名声和生命相比,哪一个更亲爱?身体与财物相比,哪一个更重要?获得与丧失相比,哪一个危害更大?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通俗,但是世人往往为了追求名利而不顾及身体甚至生命,为获得物质的享乐绞尽脑汁,耗尽精神,殊不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结果是过于追求虚名的人,必然付出惨重的精神代价;过于积藏财物的人,将来失去的财富会更多。因为他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财富,甚至还有做人的本性与生命。因为有名利之心,必生贪争之念;有贪争之念,必招来大患。所以人要学会知足、知止。知道满足而不争虚名,就不会遭受屈辱;知道适可而止而不贪得无厌,就不会有危险,生命与财富就都可以长久拥有。
懂得了生命重于财富的道理,就一定要懂得珍惜生命。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三章指出,“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为什么重视大患像重视自身生命一样?人有大患,是因为人有身体。珍贵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治理天下,天下就可以托付于他;爱惜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治理天下,天下就可以依靠他。执政者认识到生命可贵的意义,就可以做到知足不贪,勤政做事、廉洁公正,不会招来祸患,使政权稳固。
五、去甚,去奢,去泰
“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在《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中,老子强调的是,“无为而治”即符合客观规律、顺应民心,顺势而为的施政纲领,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必须代表国民的意志,不能以个人的意志来治理国家,而必须“去甚,去奢, 去泰”。这里的“甚”是“极端”的意思;“ 奢”,是指“奢侈”;“ 泰”则是“安逸,过分的舒适”。表面上看,是指圣明之人要去除浮华的生活方式,但其深层意义,则是老子关于廉洁执政的具体方法,他告诫执政者要“去除自己极端的权力欲,去除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去除骄横恣肆无视人民利益的不道行为”,去除了这些,就能避免瞎折腾,避免推行可以满足个人名利欲望但违背人民意愿的施政方法,达到廉洁之治、开明之治,圣人之治。
为什么要“去甚,去奢,去泰”?说到底,“ 甚”、“奢”、“泰”都是“欲”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中,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欲祸观。“可欲”、“不知足”、“可得” 都是因为内心对“甚”、“奢”、“泰”的渴望。老子主张去欲,并不是说要剪除人类的自然欲望, 而是说对于自然之外的人为欲望,如对“甚”、“奢”、“泰”生活的追求,对声色犬马、财物名利之欲,必须减少到最低程度,直到根绝。只有根绝了对身外之物的欲望,才可以顺其自然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才可以心静抱朴,安于廉洁,心怀天下,执政为民。
六、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一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日俭, 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将慈爱、节俭、处下居后当作人生三宝,这是老子为人处世、无为而治思想的最高智慧。因为慈爱能成就万民信任他的勇气,节俭能成就天下富足,处下不争则无人与之相争,反而能成就领袖地位。
老子将“俭”宝当成治政的三宝之一,可以想见“俭”的重要性。
“俭”,即节约,亦含有约束、节制、节省、朴素之意。节约而不奢侈,收敛自我而不放纵欲望,顺乎道义而有所节制,是美德。俭,必然兵足将广,兵足将广,才能取胜于战。这是老子的用兵之宝,但同样用于治政、修身。一个廉洁的人,必从尊俭德开始。
俭德是廉洁的根本。廉是为官的本分,也是为官的大德。为官之廉,就是不贪婪,不豪取,不见钱眼开,不贪赃枉法。持俭才能守廉,守廉才能兴廉,兴廉才有廉政之风。“我无欲而民自朴”,执政者以身作则,保守俭德垂范百姓,戒奢戒贪,百姓自然也会保持清静淡泊、不慕奢华的生活作风。百官持俭守廉,百姓安守俭朴,这样的社会必形成太美大德、一片祥和之气。
所以执政者以俭为宝,以俭为乐,克除贪欲,廉洁治政,是百姓之幸,是国家社稷之福。
总而言之,老子的廉洁观阐明了一个真理:不守廉洁,贪欲滋生,执政腐败, 必将导致自我堕落、政权毁灭、国家败亡的恶果。乃00多年过去了,这真理仍然闪耀出威严的光芒,直透人心,观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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